我一直认为真善美在本质上是同源的，我也认为，被现代技术潮流日益隔绝的各种艺术门类本来是一片互相浸润的河泽。拉丁美洲作为一个典型的“反现代”大陆，它的人文科学中有一支暗地里拒绝分类的生命大军，它的艺术领域里也潜藏着彼此结盟的原始倾向。比如文学和音乐，在这片大陆上，她们就像一对美丽的同胞姐妹，交相辉映。
最根本的原因仍然在大地的深处。关于排箫这种印第安人的乐器，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印第安艺人爱上了一位印第安姑娘。姑娘死后，他悲恸欲绝，偷偷取出姑娘的胫骨，削成一支竖笛。每当伤感，他就拿出用遗骨制成的笛子吹奏一支“亚拉维”——那就是安第斯山区典型的忧伤小调乐曲，连成一排的竖笛就是有名的排箫。关于吉它，也有一则出自潘帕斯草原的传说：有一个孤独的高乔（游牧人），因为找不到精神上的伴侣，就去请教一位当地的智者，智者给了他一块木头，形状像一个美妇人的身体；这个高乔人从她的乳房挤出诗意般的叙事歌，左手抚摸她美丽的脖颈。从音乐领域诞生的这些美丽想象怎能不开启文学家的灵性呢？所以，有了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这样一段文字：“在安第斯高山上有一种大红色的‘血串花’，它只有在听到排箫和飞流直下的瀑布声时才会开放。”而高乔人中的“巴亚多尔”（游吟歌手）的神奇历史则启发阿根廷杰出诗人莱奥波多·卢贡内斯写出题为《巴亚多尔》的长散文，赞美民歌和民歌手的永恒。
拉丁美洲音乐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拥有一批集作词、谱曲、弹唱于一身的民间歌手。他们继承了印第安歌手的无名传统和“巴亚多尔”的流浪精神，在天地间游走，在穷人中栖身。阿根廷本世纪民间歌手阿塔瓦尔帕·尤潘基就是这样一位现代“巴亚多尔”。他的歌声是心的颤抖和血流的搏动，是附有音符的呼喊和叙述。人们说他是“一个终身游走的旅人”。他在一首阿根廷桑巴里唱道：“我是一个长驱不停的遥远、美丽的梦，总是与石头和道路相逢，每当应该停步的时候，我却又四方漂游；有时我好像那条河：唱着歌走来，趁着人们还没有注意，我又流着泪远走……”
比奥莱塔·帕拉是智利人民的“歌魂”，也是底层人民尊严的象征。她从一个流浪歌手变成了一场伟大艺术运动的推动者。1952年，比奥莱塔开始了史诗般的搜集民歌远征。她没有现代化的考察设备，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都买不起，随身只带记录本、铅笔和一把吉它；她经常步行，或骑驴，搭农民的木轮车，小船，但她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智利大地。从高山到海滨，从草原到沙漠，几年之中，搜集、整理了三千多首民歌，其中一些已经濒临绝迹。她留下的自传全部用智利常见的诗歌体8音节10行诗写成，题为《比奥莱塔诗体自传》。这些歌手唱出的难道不是带有音符的文学吗？
优秀的拉美作家很难对本民族的质朴音乐无动于衷。古巴作家阿莱霍·卡蓬铁尔甚至是一位在行的音乐评论家。他曾精辟地指出，在拉美音乐风格的形成中，歌手的演唱和乐手的演奏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旋律本身更重要，歌手们富有个性的表现能力充分展示了拉美人的内在抒情性。卡蓬铁尔的著名小说《消逝的足迹》就采用了一个命题深刻的音乐题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流亡巴黎的年代里曾在咖啡馆卖唱，可见他也是能吼一嗓子的；他还披露，他的某些作品是在加勒比音乐的陪伴下写成的。如果用西班牙语阅读，我们是可以从这些字符中读出音符的。
音乐与文学的濡染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在这个太讲究专业化的年代里，在这个神化现代派文学成功的气氛中，值得老话重提罢了。
 |
